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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华苓怀念梁实秋先生

2001-01-10 来源:中华读书报  我有话说

聂华苓,台湾著名女作家,主要作品有《桑青与桃红》、《失去的金铃子》、《千山外,水长流》等。因与丈夫安格尔共同创办、主持著名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,于1977年被300多位世界知名作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。下文摘自其自传《最美丽的颜色》,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。

我认识梁实秋先生,正值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。在60年代初,生活宛如孤岛。我在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两校教创作,在台大校园和大厦山上和学生们在一起,是我枯寂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再就是和海音、孟瑶一同于周末去梁先生家。

梁先生家一片春风,甚至他家帮佣的小姑娘名字也有“春”意:春绸。那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名字之一,至今难忘。梁先生、梁师母都是美食家。我们去他们家之前,就知道那天梁师母将给我们吃什么:饺子呀,薄饼呀,炸酱面呀,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食物。他那时已有糖尿病,只有望食兴叹,浅尝即止。我们可乐了,不但吃得好,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,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——他是很好的演员。他妙语如珠,睿智之中透着孩子般无奈的天真,仿佛是报复我们那几个白吃:你们不准我吃,好!我就讲笑话,笑得你们喷菜,笑得你们流泪,笑得你们告饶。海音和我都爱笑,孟瑶也笑。梁先生的妙语,我们的笑声,巡回不已,皆大欢喜。梁先生用笑话代替炸酱面,才不致“馋”得很痛苦。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单身汉的故事。

某君从美国学成归国,找不着女朋友。他长得不错,只是个头太矮。他认为只要有钱,就可以找到女朋友。于是他将由美国带回的四百美金视若生命。他买了个特制的夹层皮带,将美金塞在两层之间,用拉链封好,日夜绑在身上。他外出购物,拿不出钱,就进厕所,解开皮带取钱。因此,他需要钱的时候,必上厕所。久而久之,有人知道了他的秘密。有天晚上,鬼使神差,他睡觉前把裤子连皮带一起顺手搭在椅背上。半夜醒来,裤子不见了。他到处寻找,在院子里找到裤子,皮带不见了,四百美金不见了。他从此发奋赚钱,身兼数职,非常节省,吃饭用鱼内脏下饭(我们正吃梁师母亲手做的鲜肉饺子)。他存了许多钱,还买了四栋房子出租。他每天必去看看房子,摸摸房子的砖头。但是,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。因为他太矮了吧。他便订做了双高底鞋。在人多的场合,他必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。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。还有什么毛病呢?单眼皮,他去医院动手术割眼皮。医生得从他手臂上割下一块皮,粘在眼皮上,要等手臂的皮在眼皮上粘牢了,他才能将手臂放下。一连好几天,他举起手臂贴在眼皮上。眼睛成了双眼皮,仍然找不着女朋友。

梁先生说那是真人真事。我们逼着问:是谁?是谁?他笑而不答。梁先生讲笑话时就是那副真真假假的神情。一直到今天,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否讲的真人真事。那简真就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嘛!

吃喝谈笑之中,偶尔也谈文坛旧事。我们巴巴地问到徐志摩、陆小曼、冰心、老舍、沈从文……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,那时他们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我们对那些身为作家的“人”,远比任何文坛事件有兴趣。例如,我们会问:“冰心是什么样儿?”梁先生笑笑,想起了他的秋郎时代吧?“长得不错。”他没多说。从他那一笑之中,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。

梁先生那时还没从师范大学退休。他不喜酬酢,很少外出,也很少有客人,对外界的事也似乎没兴趣。我和海音、孟瑶似乎也为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添了点儿乐趣,每过一阵子,他们就邀我们去玩。只有文蔷一家从美国回去看两老的时候,他们就不理我们了。那时我觉得梁先生挺寂寞的。

1964年,我由台湾来美国之前,去看梁先生和梁师母。

“你没有路费吧?”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。

“您怎么知道?”

“我知道。你需要多少?”

我到美国的路费,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。我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,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蔷。

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;信虽不多,但一纸短笺,寥寥数语,却给我这海外游子无限鼓励和温暖,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。

1972年,我和安格尔去西雅图,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。杨牧(那时候他还叫叶珊。在我心目中,他永远是躺在我爱荷华家中地板上,手指自己鼻尖说:“我,叶珊,二十五。”)已从麻州大学转到华盛顿大学去教书。他邀我们和梁先生夫妇相聚。我们一起开车去文蔷家接两老去一中国餐馆。八年不见,相见特欢。梁先生和安格尔一见如故。我隐约感觉到两老都有些异国飘零的心情。他们非常钟爱女儿,也非常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,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安顿自己。他们说,女儿女婿太忙,忙得他们心疼,要帮忙吧,又插不进手,而且,女儿女婿也不要两老动手。父母的慈爱,儿女的孝心,在美国全无法表达,宛如交响乐中的钢琴、小提琴,各自美则美矣,却无法合奏起来。

从那次见面以后,就没再见到梁先生、梁师母了。那已是16年前的事了。我们仍然偶尔彼此写封短简,就是我到国外去,也告诉梁先生一声。1974年春,我和安格尔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三个月,也到了台湾,梁先生梁师母仍在西雅图。六月回到爱荷华,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。那是他写给我的惟一一封英文信,为的是要安格尔也立刻看到,不必经我翻译。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。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梯子击倒去世了,那天是4月30日。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写的,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。读着梁先生的信,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、挣扎活下去的梁先生。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,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。

几个月之后,1975年初,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,告诉我他在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女士,并已结不解之缘。“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……”我将信译给安格尔听。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,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,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。我们也告诉他,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,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,重要的是彼此了解、尊重、体谅、宽容和忠诚。我和安格尔就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和谐的婚姻。

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,又是迫不及待地,表示“感激涕零”。他忽然成了个恋爱中的惨淡少年,需要支持,需要保证,需要信心。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、给人保证、给人信心、大仁大智的人,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。就因为这点儿“脆弱”,梁先生才更可爱、可敬、可佩!

梁先生返台以后,我们通信渐少。知道他在台生活很好,也就心安了。据马逢华先生来信说,梁先生去西雅图还问起我近况,马先生说很好,大概他也心安了吧。他在马先生那儿看到我的一本书:《爱荷华札记——三十年后》,马先生说他“爱不释手”,带回台湾了。1978年,我回祖国大陆探望我的哥哥和妹妹,安格尔和两个女儿薇薇、蓝蓝也同行。30年后又饮长江水,心情激动,口到爱荷华,在百忙中,一口气写出了《爱荷华札记》。1986年,我和弟弟华桐专程回去“寻根”,姐弟俩从重庆坐船,经三峡沿江而下,回到每一个我们生长的地方。战乱的苦难,家庭的变故,儿时“不知愁滋味”的嬉戏,我们重新又“活”了一遍。每到一地,见到亲朋故旧,真个是“少年离别意非轻,老去相逢亦怆情。草草杯盘供笑语,昏昏灯火话平生”。

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,我应该回内地看看。直到1978年才成行。那年我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和梁先生有不寻常友谊的冰心。她是我想象中的模样:一座非常典雅的象牙小雕像。年代久了,象牙雕像变色了,但还是细致得逗人喜爱。她爱说:“是吗?”尾音往上一扬,眼角、嘴角轻轻一翘。她说话很好听,一个个字珠圆玉润地溜出来。她谈到文革以后第一次文联大会:“我去了,见到好多老朋友。有的人残废了;有的人身体很弱;有的人拄着拐杖上台去讲文革受迫害的情形。台上哭,台下也哭。”

我也见到梁先生的朋友沈从文先生,那是1980年,在一个作家宴会上。年轻人已不知沈从文是何许人也。一个年轻人带着姓名地址去接沈先生来参加宴会。字条上“沈从文”三个字写得模糊不清。年轻人挨门挨户找“沈从文”,总算给她找到了。沈先生听人唤他“沈从文”,大概只有苦笑吧!我在多年前曾将《从文自传》的片断译给安格尔看。他十分佩服沈先生。宴会上有一位红光满面、微笑不语的老人。我要安格尔猜他是谁。安格尔猜不出来。我对他耳语。

“啊,沈从文!”他大叫,热烈握他手。

我发现沈先生很少吃菜。他说平时只吃面条,吃很多糖。

我问:“为什么吃那么多糖呢?对您身体不好呀!”

沈先生笑眯眯地说:“因为以前我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,没有成,从此我就爱吃糖。”

梁先生,这些都是您想听的话。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讲,满以为见面时可以告诉您。但您已经先走了,又是迫不及待地,走得那么匆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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